一个王朝的兴衰，通常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开国之君、盛世时期的皇帝和亡国之君，但在明代十六朝之中，真正让我难忘的并非这三类帝王，而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万历皇帝。
据《明史·神宗本纪》记载，明朝的覆亡，实际是在神宗时期开始的。“神”这个庙号，既有褒义，也带着贬义，像是在说他高高在上却常常不见其人，几十年隐居在深宫里，不与朝臣见面。直到“梃击案”发生后，万历突然现身，群臣纷纷欢呼，认为这是四十年来未有之盛事，成百上千的官员蜂拥前来只为瞥见他的龙颜，场面异常拥挤，甚至有一个高声喊话的人，万历都没听清。这只是他故事的一角。 再谈第二点，一般到朝代暮年，官场往往贪腐成风，但在万历年间，这个问题并不突出，因为根本就没有多少官员。到了万历三十五年，六部应设的给事中并不多，只有四人，其余五个部没有给事中，连一个管事的都没有；应监察的御史本应有十二三道，实则只有五人，甚至高层御史一个都没有。这五个人，要监督全国十三省；其中一个御史居然外出巡查六年都没回家。更惨的是中央六部：部长和副部长合起来只有四个，礼部没有部长，户部只有一个副部长，工部没有副部长，只有几名郎中撑着局面。 第三点，万历皇帝是个“死要钱”的人。众所周知，明朝官员的薪俸很低，干的活却很多。到了万历时代，他把向他进贿、进俸的多少，作为衡量官员是否忠诚的标准。也就是说，除了挣不到钱，甚至还可能要倒贴钱给皇帝。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聚敛民脂民膏，他大量派出宦官，分赴各地担任矿监、税使，肆意掠夺民脂民膏。万历不仅在世时要享受，连死后的安乐也早早筹划，定陵的建造就耗时六年之久。 尽管如此，万历年间的经济却是大明最为活跃的阶段之一，“资本主义萌芽”也被不少学者提及，所谓的兴盛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。普通百姓的生活反而更为富足，想干什么就敢去做。明初时，出门赶集还要村里开的介绍信，没有介绍信就可能被查处充军；但到了万历年间，连“户籍”这类制度性约束都几乎不存在，衙门里没有人管事，自然也就很少有苛捐杂税的徭役。大量农民在农闲时涌向城市，成为早期城市化背景下的务工人。 老子曾说过，最理想的国家是让百姓不知道统治者是谁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万历确实让百姓的日子过得看不见统治者的身影，而国家的治理感却越来越弱。也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，明朝的盛与衰逐渐走向尽头。 发布于：天津市盛达优配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